虽然中国在燃煤电厂绿色改造方面已经远远走在了美国的前面，但是要想成为全球清洁能源模范领袖，中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当今世界，美国退出《巴黎协定》，中国可能就此成为全球环境行动的领导力量。客观地说，中国虽然有能力在气候变化问题上扮演领袖的角色，但是想要完全弥补美国留下的领导力缺口，恐怕难度很大。因为中国中央政府的要求在落实到地方时总会出现各种偏差，所以很难确保能够从上至下地贯彻中央的环保承诺。
中国政府在环保方面的投入不可谓不大，从政策到资金都是如此，就拿碳排放大户的能源行业来说，2016年，中国可再生能源(水力、风力和太阳能)发电总量达到了153TWh，与德国186TWh的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基本持平。
国际能源署预计，至少在2040年之前，煤炭仍将是全球主要的发电燃料，南亚与东亚地区煤炭消费量还会继续增长，而中国仍将是全球最大的煤炭消费国。
煤炭是中国最主要的能源来源，因此如何让燃煤发电更清洁自然也成为中国环境行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此，中国已经出台了比欧美地区更为严格的燃煤电厂排放与能效标准，要求新建电厂每立方米氮氧化物排放量不得超过50毫克，而这个数字远低于美国(95毫克/立方米)和欧盟(150毫克/立方米)的标准。比如，安装超高能效低排放(HELE)设备会导致电厂前期成本高出20%到30%。对于享受政府补贴的大型电厂来说，消化这部分成本并不困难，而小型电厂则负担不起了。因此，中国现有燃煤电厂中仍然有48%属于能效水平较低的亚临界电厂。除电厂之间的技术差别外，欠发达的煤炭产区(比如内蒙古和宁夏)与临海发达地区之间能效水平也有差别。巨大的地域差别也让中国政府试图在全世界面前展现的从上至下一致环保的形象大打折扣。面对中央的环保目标和地区经济增长与就业需求，污染严重的地区常常会陷入两难境地。
尽管存在上述差距，但是中国仍然为全球树立了榜样，证明了可持续发展不一定就是可再生能源与煤炭之间非此即彼的零和游戏。
和中国一样，印度也已经成功地走上了向清洁能源转型的探索之路。印度政府目前面临的任务非常艰巨，不仅要保证3亿无电人口用上电，同时还要达到《巴黎气候协定》的环保目标。为了完成这些目标，印度试图通过CCS技术来最大限度地实现煤炭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如今，越来越多的发达国家也开始积极探索清洁煤炭技术。为了完成《巴黎气候协定》目标，全球第三大煤炭生产国澳大利亚计划将现有燃煤电厂升级为超超临界电厂，争取将碳排放总量降低28%。而全球第四大煤炭消费国日本也已经在矶子区火电厂安装了两组能效为45%的高能效低排放(HELE)燃煤机组。2011年大地震导致日本核电站受损严重，为了弥补由此带来的电力供应缺口，日本政府专门兴建了这座矶子区火电厂。
今天的中国有可能成为全球环境行动的领导力量，但要想成为全球清洁能源的模范领袖，中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比如，安装超高能效低排放(HELE)设备会导致电厂前期成本高出20%到30%。对于享受政府补贴的大型电厂来说，消化这部分成本并不困难，而小型电厂则负担不起了。因此，中国现有燃煤电厂中仍然有48%属于能效水平较低的亚临界电厂。除电厂之间的技术差别外，欠发达的煤炭产区(比如内蒙古和宁夏)与临海发达地区之间能效水平也有差别。巨大的地域差别也让中国政府试图在全世界面前展现的从上至下一致环保的形象大打折扣。面对中央的环保目标和地区经济增长与就业需求，污染严重的地区常常会陷入两难境地。
尽管存在上述差距，但是中国仍然为全球树立了榜样，证明了可持续发展不一定就是可再生能源与煤炭之间非此即彼的零和游戏。
和中国一样，印度也已经成功地走上了向清洁能源转型的探索之路。印度政府目前面临的任务非常艰巨，不仅要保证3亿无电人口用上电，同时还要达到《巴黎气候协定》的环保目标。为了完成这些目标，印度试图通过CCS技术来最大限度地实现煤炭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如今，越来越多的发达国家也开始积极探索清洁煤炭技术。为了完成《巴黎气候协定》目标，全球第三大煤炭生产国澳大利亚计划将现有燃煤电厂升级为超超临界电厂，争取将碳排放总量降低28%。而全球第四大煤炭消费国日本也已经在矶子区火电厂安装了两组能效为45%的高能效低排放(HELE)燃煤机组。2011年大地震导致日本核电站受损严重，为了弥补由此带来的电力供应缺口，日本政府专门兴建了这座矶子区火电厂。
今天的中国有可能成为全球环境行动的领导力量，但要想成为全球清洁能源的模范领袖，中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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